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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们分布在高黎贡山半山腰，大多数人居住的仍是简陋的窝棚。 赵孟 图

　　20多年前，傈僳族人开啊香带着妻儿离开老家怒江州200公里，到保山市芒宽乡讨生活。他陆续生育过14个子女（其中3个孩子夭折），如今儿女们又给他生育了8个孙子孙女。

　　这些儿孙长期以来没有户口。直到2008年前后，开啊香才将10个儿女和4个孙子孙女的户口解决，但至今，1个女儿和4个孙子女仍是统计数字中“不存在的人”。

　　据研究者调查，在云南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东面边缘地带，分布着18000多名像开啊香一样的移民人口。他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或由政府组织移民，或自发逃离贫瘠的土地，从怒江迁徙到保山，如今已在这里繁衍到第三代。这些新出生的人口，有近万人因“超生”等原因没有户口。

　　保山市政协此前也曾做过一次调研。一位参与过调研的人士说，移民人数共计10000多人，有户口的只有2000多人，剩余8000多人均无户口。虽然两份调研报告对移民总数的统计差距较大，但对无户口人员的统计，较为接近。

　　光雾山移民聚居点的孩子们在天真无邪的玩耍，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没有户口。

　　移民人口首先带来的是人户分离的管理难题，进而演变成大量的“黑户”问题。父辈们脱离户籍地管理，无法获得任何保障政策，他们往往挣扎于贫困线上，生病只能听天由命；后代中多数则没有户口，无法出行、无法读书、甚至无法合法结婚。

　　2016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禁止设立任何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前置条件”。时间过去一年多，由于担心超生“罚款”，大部分移民都没有主动申报解决“黑户”问题。

　　保山市政协相关人士称，由于移民人口来自怒江州，又常年生活在保山境内，由谁来主导解决这一问题，仍在讨论。保山市此前已经将相关报告递交到云南省政府，云南省政府很重视，正在研究解决方案。

　　阿拉芙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没有户口。

　　移民致使人户分离

　　开啊香大约是1997年从怒江州迁移到保山的。和来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不识字，无法书写自己的名字，单调重复的劳作，也让他们对时间的流逝缺乏感知。

　　怒江州是云南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险峻的峡谷和稀薄的土地，成为掣肘当地发展的主要因素。

　　开啊香的老家在怒江州福贡县的一片山崖上，距离县城尚有十多公里山路。直到去年，这里才通了公路。

　　保山市委党校教师、保山市傈僳族研究会理事薛炘很早就开始关注这里的移民问题。他介绍，早在上世纪80年代，怒江州政府就开始做一些移民工作。这些政府组织的移民中，有一部分来自1979年怒江州泥石流遭遇自然灾害的受灾对象，另一部分则是为了响应国家1996年提出的治理“四荒”（荒山、荒沟、荒丘、荒滩）政策，而发动的移民。

　　1997年，怒江州民族宗教事务局、泸水县民政局基于扶贫目的，由怒江州出资，租用保山市芒宽乡麻栗山土地500亩，从怒江州泸水县移民700余人，开启了两地移民的先河。随后，租地面积扩大到2200亩，租期从30年到70年不等，移民人数也不断增多，人户分离的现象逐渐形成。

　　受到政府组织移民的影响，老百姓自发移民也陆续到来。先走出去的村民带回外面世界的消息，人们通过各种途径，离开自己的家乡，到条件更好的保山谋生活。开啊香在这时也加入到移民大军。

　　当时，一些外地商人在保山承包土地种植甘蔗，需要大量劳动力，怒江一带的许多人都被招去打工。大约在一个冬天的早上，开啊香与四五十个村民，被装上了一辆东风卡车，当时路况不好走，车子从福贡开了一整天，天黑时才到保山芒宽乡。

　　几十个村民在黑暗中爬了一个多小时，到达一个叫光雾山的地方，位于高黎贡山的半山坡。第二天醒来，眼前的土地让他们振奋。“肯定比老家好种多了。”开啊香说，虽然这里也是半山腰，但这里的土地肥沃、平坦。

　　没过多久，他就回家去将老婆和4个孩子接了过来，开始了打工生涯。他们只管干活，不用操心种苗和收成。

　　两年后，因为收成不好，承包土地的商人离开，但开啊香不愿意回老家。他东挪西凑，从当地人手中租了几十亩土地，种植甘蔗、咖啡等经济作物，扣除地租和农资费用后勉强能够生活。这样的日子维持了20多年。

　　开啊香最小的孙女，因为儿子儿媳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不敢给孩子上户口。

　　“超生”被罚成黑户

　　2017年3月初的一个傍晚，开啊香坐在四面透风的屋子里，回忆这20多年的移民生活。“当时以为能在这扎根，可现在却还是给人干活儿。”他吸了一口烟，叹道。

　　实际上，除了家里不断增加的人丁，这20多年来他几乎一无所获。老家回不去了，可又无法在保山落户，没有土地，也无法享受到这里的惠农政策。

　　刚到这里时，只有他和妻子加4个孩子，一家六口。如今，这个家庭已经发展到21人，儿女共计11个，孙子孙女8个。看着儿孙们一天天长大，没有户口的困扰愈加突出。

　　从2002年至今，薛炘先后十多次到移民聚居地调研。在他看来，人户分离导致包括计划生育在内的多项政策难以执行到位，是造成“黑户”增加的主要原因。

　　2013年之前，移民们普遍居住偏僻的高黎贡山上，由于交通和通讯不便，计划生育工作很难执行到位。

　　人们对待生育的观念朴素。“这地方不好生活，多生一个就多个劳动力。”开啊香说。

　　傍晚，一群孩子们在山野奔跑，他们不知道自己没有户口，没有人能预知他们未来的命运。

　　薛炘调研发现，由于缺乏户籍管理，这里的早婚早育现象普遍。二十二三岁的成人少则生育了三五个，多则有七八个孩子。2012年，他在敢顶村调研时发现，人口数最多的一户中，户主四十七八岁，全家有23口人。户主生育了5个子女，其中三个儿子已成婚，分别生育了8个、3个、3个子女。

　　据薛炘执笔的《怒江流域傈僳族盲流村情况调查》，截至2014年底，长期滞留在保山境内的移民人口有18000多人，主要分布于高黎贡山东面二半山以上的自然保护区边缘，这些移民中，可能有近一半目前仍没有户籍。

　　保山市政协此前也曾做过一次调研。一位参与过调研的人士说，移民人数共计10000多人，有户口的只有2000多人，剩余8000多人均无户口。虽然两份调研报告对移民总数的统计差距较大，但对无户口人员的统计，较为接近。

　　大量无户口人员引起了怒江州政府的注意，政府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2008年，当地出台“统一政策”，通知移民到保山一带的村民回家给新生的孩子登记户口。但一些生育多个子女的家庭担心，回去登记户口后将会被罚款，许多人没敢登记户口，或没有将真实的子女数上报。

　　回想起来，开啊香觉得自己当时“幸运”，他如实将当时的10个子女4个孙子女报上去，都顺利登记户口。但后来出生1个儿女和4个孙子女，就没再去登记了。

　　如今剩下的4个没有户口的孙辈中，三儿子开斗夺因妻子今年刚满18岁，未到法定结婚年龄，无法给生育的一个孩子登记户口；大儿子则担心，去上户口后，他的三个“超生”的孩子信息暴露，会被追缴“罚款”。

　　福贡县架科底乡达大科村党支部书记此有香告诉澎湃新闻，像开啊香这样的移民家庭，当地每个村有四五十户，时间长的离开村里有20多年，短的也有五六年，“走是时候是一户，回来就变成了三四户”。由于“超生”普遍，一些家庭担心被“罚款”，致使孩子没有能登记户口。如果重新迁移回户籍地，土地分配有限，“也是个大问题”。

　　福贡县卫计局政策指导处一位和姓工作人员说，此前福贡地区农村一般也都可以生两个子女，但是生育三个或三个以上，会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目前的标准是，“超生”一个孩子，按照上一年度怒江州农民可支配收入的5-8倍进行征收，“一般‘超生’一个就是四五万”，如果超生两个，则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翻倍，后面以此类推。

　　而福贡县公安局的一位民警表示，登记户口需要结婚证、身份证、出生证明等证明文件，虽然登记户口时不用征收社会抚养费，但是登记户口后，计生部门会来提取“超生”家庭的信息，“国家有规定，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他们”。

　　“小病靠拖，大病听天由命”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部分移民人口失去户籍管理已经近30年，他们无法享受到老家的低保、“新农合”、教育等政策。虽然常年在保山劳作，但这里没有自己的土地，许多人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

　　薛炘还记得2002年去调研时，这些移民基本上都住在窝棚里，屋顶好点的盖一张油毛毡，差点的只有一张塑料布。这几年条件稍有改善，也不过是将油毛毡换成了石棉瓦。

　　开啊香全家21口人，租种了50多亩土地，种植甘蔗等经济作物。年份好的时候，甘蔗可以收100吨，近些年每吨可以卖420元。除去5000多元的地租、化肥、农药等成本，收入刚够全家人生活。

　　由于长期未在怒江州生活，移民人口没有参与户籍所在地的“新农合”，生病的治疗费用全靠自己承担，“小病靠拖，大病只能听天由命”。

　　这些年调研时，薛炘常和一些爱心人士，给村民们带去一些衣物的日用品。2月17日，薛炘和腾冲商务局退休干部蔡富归等8人驱车到光雾山，将一些募捐到的衣物送给村民，意外得知开啊香的一个孩子正病重。

　　大家匆匆赶到开啊香家里，发现这个孩子已经奄奄一息。“地上吐了一大摊血，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薛炘说。这是开啊香的第十个孩子，而就在大约半个月前，2月初，开啊香的第十一个孩子，因病治疗无效刚刚离世。

　　大家将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开啊香家。回去的路上，又决定帮助这个叫九香益的孩子募捐医疗费用，将其接到保山人民医院治疗。

　　2月19日，三儿子开斗夺带着患病的弟弟来到保山人民医院，经检查是坏死性肺炎。第二天，妹妹木妮香出现腹痛，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也被带到了医院。妹妹的病情主要是饮食问题和感冒所致，在医院住了一周左右好转回家。而弟弟病情严重，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

　　考虑到医疗条件所限，3月24日，九香益又被转院到昆明市儿童医院。目前花费的七八万医药费，全部来自爱心人士帮助。“如果不是他们帮助，估计这个弟弟也没有了。”开斗夺说。

　　妹妹木妮香回到家的次日，又出现剧烈腹痛。虽然小女孩疼得嗷嗷大哭，但家人束手无策，只能寄托让时间带走病痛。“看过了说没事，痛一会儿应该就好了。”开啊香说，他没有能力将女儿送去医院。

　　傍晚，木妮香的腹痛并没有减轻，一位寨子里的长者将她抱到隔壁房间，以手按头，口中念念有词，祈祷神灵带走驱走痛苦。小女孩则捂着腹部，表情扭曲，泪流不止。

　　开啊香的女儿腹痛无钱医治，寨子里的长者按头帮他祈祷病痛早些离去。

　　薛炘调研发现，由于人户分离，居住地分散，远离集市，卫生防疫措施难以得到保障。2013年，敢顶村爆发大面积麻疹，江东爆发群体性疟疾，涉及200多人。

　　而由于生孩子基本都在家里，这里的母婴死亡率远高于正常指标。开啊香和妻子一共生育了14个孩子，其中三个夭折。最小的第四个儿子，病故时才两岁。

　　这样的悲剧也蔓延到孙子身上。就在一周前，三个子开斗夺的妻子生下了一个男婴，但这个婴儿活了不到一周，就夭折了。开斗夺一直在医院照顾患病的弟弟，未能回家看上一眼儿子。

　　“（孩子）出生时我不在场，埋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他深深叹了口气。

　　薛炘调研发现，由于人户分离，居住地分散，远离集市，卫生防疫措施难以得到保障。2013年，敢顶村爆发大面积麻疹，江东爆发群体性疟疾，涉及200多人。

　　福贡县架科底乡达大科村党支部书记此有香说，由于这些人长期不在户籍地，所以也无无法享受低保、都没有购买“新农合”。他介绍，当地低保覆盖率大约40-50%，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申请，但这些长期在外的移民，由于村里不了解他们的实际经济情况，所以无法给他们申请低保。

　　而“新农合”一般由村干部收取，再统一上交到乡里，不在家的移民人口，都没有缴纳“新农合”费用，生病住院自然也无法获得报销。

　　新一代文盲产生

　　父母们的另一个忧虑是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在移民分布的高黎贡山片区，九年义务教育无法完全落实，新一代文盲大量产生。

　　目前，仅在政府主导移民的麻栗山片区建有一所由怒江州泸水县教育局直管的正规小学，主要辐射周边的几个村寨。但由于交通不便，附近适龄儿童入学率并不高。

　　一些附近没有户籍的儿童，被怒江州统一安排进入学校，但读完小学后，由于无法注册由云南省统一管理的中学学籍，被迫中止学业。

　　对于大多数自发移民的移民人口聚居地来说，情况更为糟糕。开啊香的8个孙子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义务教育。

　　三月正是种植甘蔗的季节，四个头发蓬乱的男孩和父母在山坡上挥舞着锄头。不远处，是爱心人士筹建的一所临时“学校”，取名“光明小学”，但这并不是教育部门认可的正规学校。没有专业的老师、没有固定的学时、教材也是从外地用过的教材搜集而来。

　　在移民人口聚居地，一般三五十户的村落，会有一个由爱心人士筹建的临时“学校”，负担着义务教育应该承担的职责。

　　目前，光明小学有七八十个学生，学习以早晚为主，遇到农忙时就得停课。寨子里的大多数孩子，只能在这个临时“学校”读几年书，学会书写自己的名字和简单算术，然后回家重复着父辈的命运。

　　光雾山移民居住点的临时“学校”，没有正式老师，没有固定学时，课本也是从外地用过的旧教材搜集而来。

　　在更偏僻分散的寨子，连这样的临时“学校”也没有。

　　在距离光雾山一个小时路程、靠近集镇的一个寨子里，8岁的小女孩阿拉芙（音）本应该坐在教室里朗读课本，但现在，她只能带着一只小狗，陪着妹妹和弟弟玩耍。

　　阿拉芙的父亲李桑那于1997年随父母从怒江迁徙到芒宽，并在这里娶妻生子，如今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除了15岁的大儿子有户口外，其余三个孩子如今都没有户口。

　　“去光明小学太远了，乡上的学校又不让进。”李桑那说，虽然寨子里的“学校”可以读书，但距离太远他不放心，而集镇上的正规学校又需要户口。

　　阿拉芙扎着凌乱的马尾，聪明伶俐，眼里有光。听见大人们在讨论读书的话题，她突然从门外跑进来，用稚气的童声说：“我要读书，但是我还没有读书。”然后木然地望着来客，似在等待回应。

　　8岁的阿拉芙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没有户口，最近有户口的玩伴去读书了，她说“我想读书”。

　　原来，邻居中有一位芒宽当地的小伙伴，与阿拉芙同龄，一起玩耍长大。最近，这家的孩子去学校读书了，阿拉芙常常问父亲，“为什么我不去读书？”李桑那只能哄她说，“你还没长大，学校不收的”。

　　李桑那也努力过。前不久他回到老家咨询，“据说三个孩子都上户口要3600元，还要出生证明”。可是去年天旱缺水，甘蔗歉收，除去地租和农药化肥成本，收入已所剩无几。出生证明更是个坎，孩子们都是在家里出生，“哪里来的医学证明？”

　　“当然着急，可是有什么用呢？”李桑那露出一脸苦笑。

　　“都是我们的同胞”

　　游离于户籍管理之外的移民人口，一直是怒江和保山两地政府头痛的问题。

　　一位保山市政府人士说，移民人口问题一开始是流动人口管理问题，进而发展成大量“黑户”，而造成“黑户”的主要原因又是“超生”。

　　在2013年底“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前，计划生育一直是“高压线”，“碰不得”。“如果要问这些人是哪儿来的，计生部门肯定有责任。”这位人士说。

　　薛炘于2008年撰写过一份调研报告，欲递交向相关部门，但他发现许多部门都不愿意接收，并委婉地提醒他，“不要管这个事”。

　　2013年底以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调整，加之精准扶贫政策的铺开，这个群体逐渐被公开谈论。

　　保山市政协一直关注保山境内的移民人口问题，其下的民族宗教华侨联络委员会承担了相关调研工作。该委员会主任杨青告诉澎湃新闻，他们于去年将调研情况报告递交了到了上级单位，“领导很重视”，他们也在等待处理方案。

　　2016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规定八类无户口人士可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这八类包括：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未办理收养手续的事实收养，被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后户口被注销，农村地区因婚嫁被注销原籍户口，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者超过有效期限，我国公民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非婚生育和其他无户口人员。

　　这八类“黑户”，基本囊括了所有导致“黑户”成因。这份意见还明确规定，“禁止设立任何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前置条件”。

　　但对于这些从怒江来到保山的移民来说，由于他们担心超生罚款，大部分人都没有因为国家出台的新政去主动申报解决“黑户”问题。

　　近些年，一些热心的傈僳族人士加入到帮助的队伍中。腾冲市商务局退休干部蔡富归三次芒宽光雾山，将募集到的物资送到村民手中。看到没有户口的孩子们无法接受正规教育，2016年11月，蔡富归打了一条求助上户的横幅，挂在光明小学的墙壁上，并拍照发到网上，以期引起更多人关注。

　　“都是傈僳族同胞，看着痛心。”他说。

　　蔡富归帮这些孩子打出的横幅，他说“都是傈僳同胞，看着心疼”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傈僳学会会长鲁建彪从2015年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多方呼吁。他说，目前全国都在展开精准扶贫工作，云南作为欠发达地区，国家投入力度更大，这是解决移民人口问题的最好时机。

　　3月，他在由其管理的中国傈僳学会微信公众号上，两次推送文章呼吁关注保山“盲流”人口问题，那张蔡富归拍摄的挂横幅照片也被推送，引发较大反响。但除了募集到一些物资外，并未见政府正面回应。

　　前述保山市政府人士说，由于“盲流”人口来自怒江州，又常年生活在保山境内，因此由谁来主导解决这一问题，尚无定论。此外，这些人口安置在何处，费用由谁承担，解决户口以后的的社会保障是否跟得上，都是需要面对难题。

　　蔡富归则认为，“只要想解决，就不可找不到办法”。

　　薛炘想起他多年前调研后，他心绪难平写过的一篇散文，文末两句至今仍是他的感慨所在：“无论历时如何形成，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